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一同构成了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控制。
究其根本，民事法律行为虽然系彰显意思自治、保障权利实现的工具，但此种自由必须限定于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范围内。第五，要看公权力机关是否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
三是必须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比如，治安处罚、征收决定、行政命令等都属于单方行为。其二，在公司章程中，若存在针对公司对外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总额、单项投资或者提供担保数额的限制，不得违背。[16]即凡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应当认定未生效。在民事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区别问题上，一直以来存在争议较大的问题是行政协议。
比如，法国将公共管理以及供电、供暖、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公共服务行为都纳入行政法、公法的调整范围。法律行为一旦成立就会产生各种法律效果，不同效力内容所生之效力具有时序性、阶段性。[14]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
[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8页。法律既无法为民众提供绝对清晰的指引，也无法通过立法先决全面性的拘束行政权与司法权，而唯一正解的不存在与法律适用中适用者自由裁量的必然存在，也就颠覆了绝对明确性的理论想象。但在宪法中，议员必须身临其境的在场，而在场尚具有某种精神积极参与的意味。采取一般人可预见的标准，就需要在立法上使用尽量平实、对民众友善的语言，但是任何法律由于一般性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必然会使用某些法律术语，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巨细靡遗、因事立法，一般性的抽象立法似乎总为法律解释留有空间，概括起来就是法律一般性和明确性之间的矛盾。
规则的开放性不仅仅来源于上述语义的开放性，在语用方面也存在无法避免的开放性结构。那么考试委员会主席在场是指哪一种，即使依据语境排除第一种，那么委员会主席仅仅露面和全身心积极参与也有极大的区别。
这就需要探究在什么范围内的授权不违反法律明确性原则？被授权的行政机关需要制定何种法律？其表现在法律理论中主要是法律保留与立法授权明确性的问题。[31] 通过梳理德国行政法理论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采取了通说加例外的审查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依旧坚持了一种绝对性法律明确性原则，至少作为一种潜在的理论预设，绝对明确性的认知依旧存在于行政法领域，其意图通过控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自由判断空间，来达到限制权力恣意的目的。[16]由于议会立法在德国政治法律理论及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德国法学家Jesch在其著名的《法律与行政》 Gesetz und Verwaltung(法律与行政)一书中针对法律与行政的划分提出了在德国行政法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全面保留理论，其强调了在德国行政法理论及基本法框架下国会较之其他机构所具有的民主优越性，而行政权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17]行政机关的任何决定都必须以国会制定的法律作为依据，这样除了极为少数的例外情况，只要国会具有制定法律的可能，那么行政就必须依循国会制定之法律的规定来行事，很明显这背后预设了一种绝对明确性的观念。如果说语义上的困境表现为我们无法确定某个对象是否严格适用于某个概念，那么语用意义上的困境则是指，特定情况下即使语义上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但依然具有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质性理由。
就对立法的认识而言，与绝对明确性试图通过立法来给民众和法律适用者制定具有彻底明确性的法律不同，凯尔森基于对立法活动的经验性，通过其框架理论对立法给予了新的诠释。当然这里可能还存在一个疑问：当我们放弃对法律明确性原则的绝对化理解后，如何实现绝对明确性理论下对权力的拘束呢？凯尔森的框架理论开出了一种通过追溯立法目的来达致的相对明确性理论，但是通过授权对法律适用机关创造性的自由意志给予了足够的空间，是否意放弃法律明确性原则对权力拘束的追求？答案是否定的，基于在凯尔森的理论中法律适用机关的权力来自于立法的授权，但是这种授权并不以为这放弃拘束，反而授权本身已经意味对于权力的拘束：法律适用机关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适用机关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完全任意的，而是为了落实立法透过法律授权而对适用机关提出的任务。而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对于法律适用者而言，由于具有优于一般公众的专业判断，但是在凯尔森的框架法律理论下，明确性的法律也不意味着适用机关能在逻辑涵射下获得唯一正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具有基于上位规范授权而来的某种创造性的准立法权力。[37]另一种情况是法律适用者确切知道某事物不归属于某规则，但却存在规则适用其上的理由，典型的例子国务院直属机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部门规章效力等同。
这样我们首先把分析起点锁定在立法论层面，从立法层面出发，立法者制定法律首要的功能就是定规立范，为民众提供一般性的指引，只有规则所针对的社会事实、规则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能被民众所明确理解时，民众才能预见负担、调整行为、安排生活，以免产生不教而诛的局面，这种规则预告功能最为直接的目标是法律安定性的实现。这种诉求基于对立法权的不信任，在立法层面要求法律对民众绝对的友善，提供清晰且确定的规则指引。
[33]参见Hans-Joachim Koch, Seminar: Die juristische Methode in Staatsrecht, Frankfurt am Main, 1977，S.42. [34]参见Hans-Joachim Koch, Unbestimmte Rechtsbegriffe und Ermessenserm? chtigungen im Verwaltungsrecht, Frankfurt am Main, 1979，S.28f. [35]科赫在其著作中举例为，在德国首次职业医师资格考试未通过而再次参加考试时，需要考试委员会主席在场Anwesenheit，但是何为在场存在几种不同的用法，例如在民法中即使双方当事人不实际在场，通过电话等意思表示方式依旧可以达成合同。[34]而类似于某些书刊是否对青少年产生有害后果这种倾向性的概念，可以转化为阅读某些书刊存在一定概率因为青少年道德上的不健康成长，而这种概率预测又可以借助实证科学来加以经验化确证。
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涵射过程，将事实涵射于不确定法律概念是事实问题，但是涵射的过程并非完全是一个逻辑的过程而必须加入法律适用者对事实的价值判断，Ule称之为媒介概念(Mittelbegriff)。【摘要】 法律明确性围绕着规则预告与权力拘束两个作用展开，特别是现代政治——法律理论出于对权力的不信任，围绕着权力拘束作用，在法律理论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某种绝对明确性的理论诉求，在立法上要求彻底明确、行政法中要求严格限制裁量权的适用、司法中预设唯一正解。Bachof, Beurteilungsspielraum,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 in: JZ 1955， S.97ff. [29]两者主张的内涵有所不同，Bachof以领域为界限，认为仅有某些领域由于其特殊专业性超出了司法机关的能力，行政机关得享有判断余地。[15]另一方面德国的法治国传统及当代的民主议会制具有强烈的国会民主优位的特点。[10] 将法律明确性原则的标准进一步限缩为一般人的可预见性标准，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会凸显出来。因此，基于凯尔森框架理论的相对明确性标准依然可以实现法律明确性原则所要求的立法对法律适用机关的权力拘束。
包容性实证主义者也承认这些超越规则、进而可以约束法律适用者的道德性、价值性的原则可以作为法律来看，但是其与自然法学认为这些道德必然包涵于法律不同，包容性实证主义认为这些道德原则因为满足了承认规则的各项条件因此可以视为法律。而在其中的授权因素也为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中派生出来，并在德日法律理论中取得，宪法性地位。凯尔森的框架法律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法律明确性原则建立了一个新的诠释模型，在这种相对明确性的理论框架下，在适用者的自由裁量空间得以证立从而使得法律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同时法律拘束权力的诉求也能同时得到满足。
[24]在这样一种绝对明确性法律原则下，不确定法律概念因其概念的开放性所隐含的行政机关恣意的风险似乎也就得到解决，行政权在法院的审查之下再次得以被拘束与控制。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价值概念、倾向概念还是经验概念，都无法排除中立对象的存在，中立对象的存在也就抵达了语义学分析的边界，这样无论是经验概念和可以还原为描述性意义的价值概念和倾向概念，都必然存在着评价性因素，而正是评价性因素的存在为法律适用者的主观决断提供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窗口，这与哈特提出的语言的开放结构极为契合。
[9]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个标准之间存在重大的对立，即倘若某一法律为一般人难以理解，而法律人借助对立法目的和法律体系关联性的背景知识以及对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熟稔而可以理解，那么一个法律在进行明确性审查之时，采取法律人标准，其通过审查的概率也就更高，因而这是一个相对宽松的标准，而一般人可预见性标准则是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一般认为，语言的开放、规则的开放会导致法律的开放，也就是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规则的此种开放结构(语义上的模糊、目的之间的冲突)导致在裁判时必然要引入某种法律外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法官超越法律来进行某种创造性活动，因此也就导致法律本身无法提供正确答案这一结论。似乎一种为民众提供严格规则预告以及为法律适用者提供唯一答案的绝对明确性要求是不可能的，同时法律一般性原则的冲突性要求又使得这种绝对明确性是不可欲的。可以说法律明确性原则是以预告规则与拘束权力这两大作用为中心逐渐延展到不同的法律领域。
进一步推进对问题的考察就需要检讨域外的违宪审查经验，来探查对法律明确性审查在什么层面上能达到某种客观性，在什么层面下又不得不诉诸宪法解释者的主观判断。但是寻求整体性阐释的过程中，德沃金依旧为法官的自由意志留下了某些空间，法律解释必然存在法官主观赋予意义的过程，这样在德沃金的理论中唯一正解，也就成了法官的内在确信而不具有外在的客观标准。
如果说在立法领域中所有立法都要在违宪审查的意义上遵守适当的明确性这一标准，构成了防止法律走向不明确的第一条锁链。[23]正是这种先决性与涵射模式，最终导致了唯一正解的存在。
二、行政权视角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及法律明确性原则 从法律明确性原则的立法论面向主要关心的是法律的规则预告功能，而在行政性法律中我们依然要兼顾一般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在达到民众的可理解的合理程度的明确性之余，必然会在行政立法中使用大量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从而通过语义的开放性在法律适用时能够涵盖更多事实，以贴近个案要求。这样，语义开放和语用开放共同导致了规则的开放性。
这样我们已经逐渐走进了问题的核心，绝对化明确性原则要求法律能够满足民众的理解与预见，一般性原则则使得此种预见总无法完全达到，这样明确性原则就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问题就集中在了到底预见什么？是预见所有情况下的所有法律结果吗？关于这个问题，英国法官Lord Morris在Knuller v. DPP一案所提出的薄冰原则(Thin Ice Principle)即任何人在薄冰上溜冰，不能指望每个可能落水的地点上，都精确地插着一支警告牌在这个时候，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已经由老父亲准备好了。这就像天边飘来一朵乌云，接下来就有可能下雨，道理是一样的。参见：Niklas Luhmann, Die Codierung des Rechtssystem, Rechtstheorie 17(1986),S1710-203. [25]Claudio Baraldi, Giancarlo Corsi und Elena Esposito, Glossar zu Niklas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1997,S123-128. [26]Oliver Jahraus, Armin Nassehi u.a.(Hrsg.),Luhmann 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Verlag J.B.Metzler,,2012,S108. [27]Supra note263, S131. [28]Supra note 3, S54，62. [29]Supra note 3, S.6-8. [30]a.A.O., S22. [31]A.A.O., S13. [32]a.A.O., S10. [33]a.A.O., S13. [34]卢曼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提出，作为观察对象的世界与观察者是密不可分的。
整个遗嘱得到了完美的执行。这笔金钱从法学的角度看，是一笔损害赔偿金，但如果从外部视角来看，该涉事企业也许会把这笔赔偿金看作是可以正常排污的环境侵害税，经过经济理性的计算，也许它还会觉得这是一笔超值的环境污染税，远比费心费力地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污设施与程序来得划算。
三兄弟都很满意，觉得卡迪的裁决很公正。五、观察第十二只骆驼：系统论法社会学的可能贡献 如果关于法律之自我观察的此种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许同样要反思原先关于法社会学的一些成见。
比如说，第十二只骆驼的作用，就是让不可裁决的纠纷得以被裁决，让不可能进行的沟通，得以进行。因此，法律人的观察与经济学家的观察，二者的差别，并非是身份的差别，因为一个经济学家也可以做出法律观察，一个法律人也可以做出经济观察。
